萬達對自己負責，對行業負責，而且把危機變成創新的生機。在難忘的抗疫之戰中，萬達也在經歷一次刻骨銘心的洗禮。社會責任意識的升華將使這家企業迎來新的春天。

如果說2008年的汶川地震，是中國企業社會責任的第一次大爆發，2020年抗擊新冠病毒肺炎疫情的這一戰，就可以說是中國企業社會責任的又一次大覺醒、大實踐，而且產生了一次質變。

為什么中國企業社會責任產生了一次質變？何出此言？外部條件有三：

其一，汶川地震，震在一處。新冠肺炎，全國各地一級響應，企業防疫抗疫責無旁貸。

其二，汶川地震，八方支援，企業擔當社會責任主要是捐，此外也有一些企業根據自身優勢，幫助抗震救災和重建家園，但總體上，是項目型的擔責、外生型的擔責；而新冠肺炎疫情，除了要捐，由于外生因素是擴散性的，因此又演變為內生性的，即每家企業首先都要考慮員工的安全問題，繼而要考慮企業如何度過危機的問題，又是內生型的擔責。

其三，汶川地震，汶川之外的經濟活動不受影響，整個經濟價值鏈是暢順的；而新冠肺炎疫情，影響的是整個經濟活動和價值鏈。

從2003年SARS到2008年汶川地震到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，從經濟角度看，發生了很多變化，如國際化、市場化、信息化、網絡化、智能化的深化與發展。而從微觀企業的角度看，最大的趨勢性變化則是集中化（市場集中度提高）、龍頭化、平臺化、生態化。今天中國各行各業都出現了少數的引領性公司，它們在整個行業乃至跨行業里，成為價值鏈的中樞，上下游帶動性強，關聯方數不勝數。在某種意義上，它們就像計劃經濟年代的政府部門一樣，成為主要的資源配置者。

這樣的公司包括：更偏線上的騰訊、阿里、華為、平安、字節跳動、美團等等；更偏線下的萬達、蘇寧等等。

在新冠肺炎疫情的背景下，中國企業的社會責任承擔，既是普遍性的要求（如做好自身防控，力所能及地開展公益慈善），同時也是一次責任覺醒與責任創新的重要契機。

我們不無欣慰地看到，這些龍頭企業不負眾望，扮演了對內防控疫情、對外慈善捐助、穩定行業上下游、動員和優化配置社會資源等多種角色，加入到整個中國抗疫的大潮之中。

滄海橫流，方顯責任擔當。

在抗擊新冠肺炎疫情的過程中，萬達是一家可圈可點、表現突出的企業。和互聯網公司具有線上服務優勢不同，萬達的資產主要在線下，商業模式主要是線下的商管服務，本身就在疫情中備受沖擊。但萬達卻以高度的責任感和判斷力，站在行業命運共同體的角度，釋放大愛，表現出豪俠之風。

央視《新聞聯播》評價萬達等抗疫企業，“體現了新時代中國企業的擔當和作為”。萬達在抗疫中的作為，媒體已經有很多報道，在此不做贅述。在全國影響最大的是減免商戶租金及物業費超過40億元，彰顯了萬達對于行業命運共同體的深刻認識和責任擔當。而最具創新的是助力6萬商戶轉型線上，為不便出門的顧客提供服務，這是線上線下互動營銷的一次新探索。

萬達對自己負責，對行業負責，而且把危機變成創新的生機。萬達意識到，只有通過創新，才能讓自己和整個生態盡可能煥發活力。能力更強了，才能擔當更多責任。

短短一個月，經歷過不少風雨的萬達贏得了廣泛好評。萬達公眾號關于減免商戶租金的文章閱讀量是10w+，文章下面有眾多評論，反映出網友對萬達的好感和信任。真心服務社會者，社會必不會忘記。

在難忘的抗疫之戰中，萬達也在經歷一次刻骨銘心的洗禮。社會責任意識的升華將使這家企業迎來新的春天。

從學術角度看，最早提出“公司社會責任”概念的，是英國學者奧利弗·謝爾登。他在1923年出版的《管理哲學》中說：“天堂不是建筑在公司的損益表上面，而是建在每個人盡責之上。”

從企業角度看，曾任福特汽車董事長兼CEO的比爾·福特說：“一個好的企業能為顧客提供優秀的產品和服務，而一個偉大的企業不僅能為顧客提供優秀的產品和服務，還竭盡全力使這個世界變得更美好。”

忠于使命，責任必達。在2020年的特殊日子里，萬達交出了自己的答卷。